每个时代的人，都会有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事物的记忆，比如80岁以上人们关于“闹毛子”的记忆，60岁以上的人们关于“瓜菜代”（低指标或说压缩定量）的记忆，50岁以上的人们对于“文革”的记忆，40岁以上的人们对于生产队和“合作社”的记忆，30岁以上的人们对于桔子汁和麦乳精的记忆，等等。

我是70后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童年中最好的、最想去的地方，就是村里的供销社。供销社在我的记忆中如此鲜明，以至于至今都可以在脑海中再现当时供销社里的情景，墙上的画，每个柜台的具体位置，每样商品的摆放，甚至供销社里几个售货员的样子，甚至那个在酱油醋和水果糖柜台后的男售货员满脸的小红疙瘩，而且，这些场景，还几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。

小时候，跟供销社叫“盒子社”，因为，我爷爷那一代老人，总跟供销社叫“合作社”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也许这与合作社有关吧，而我们，在上学前，只是学习语音，不知道这些音节代表的具体意义，于是便听成了“盒子社”，这便成了我们对供销社的称呼。“爷爷，咱上盒子社啊！”“我到盒子社打酱油。”盒子社，真是个神奇的盒子，那里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，强烈地吸引着我们。

供销社很大，至少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如此的。现在，我常常在村里的街道上走过，朝供销社的旧址看一眼，果然很大，像一个礼堂那么大。房子还是好好的，只是门窗残破了，几经易主，几次租赁，几回改头换面卖不同商品，最终还是寂寞了，就那么默默地残破着。我在它跟前经过的时候，往往会习惯性地寻找它门前那三棵高大的白杨树，回想春天的时候，落在树下的杨树花穗，我们称它们为“小老鼠”。当初门前那条宽阔平坦的路，现在已经在雨后泥泞的碾轧下坑洼不平，杨树也不在了。我不敢久久伫足，怕我会留恋它当初的繁华，陷在时间的泥沼里和梦幻的魔力中不能自拔。但每次经过，都会一次次勾起我对供销社的记忆，便一次次陷入到时光的影子里，沉思了。

供销社坐北朝南，有东西两个大门，是弹簧的木门，也就是推拉开后不用管便可自动弹回的，漆成绿色。我们都是走东门的，因为卖糖果、酱油醋和水果的那个柜台就是东面，进了东门向右一转便是。进了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每个柜台上方挂着的大牌子，上面是手绘的宣传画，对着门的柜台上的画最艳丽，最引人注目，是几个农民在采收水果，一筐筐的苹果和鸭梨让人馋涎欲滴，而有一块板上画的是切开的西瓜，黑黑的籽，红红的瓤，几乎让人垂涎三尺了。大概小孩子认吃，所以这两幅画面记得最清楚。商品被归类放置，分为几个柜组，东面是水果、调料、糖、糕点，北面对着东门的是文具，它西边是烟酒茶叶，再西边，对着西门的是布料、针线、绸子，西面是灯泡、合叶、钉子等用品。还有其他商品没在这里摆着，因为供销社外面，北边还有一个小点的供销社，坐东朝西，卖五金，东面是外墙，有一个肉铺，我们叫它肉杠，专卖猪肉，收蝉蜕等药材和铁丝、头发等废品，再东边是供销社的后门，那些售货员和工作人员便从后门出入。

上学的路上，我常常去商店，从东门进去，再从西门出来，这样走上一趟，看着那些牌子上画的水果，望梅止渴。尤其是夏天，那画上的西瓜给人一种清凉感，是我最爱看的画。

我最常去的柜台，就是那个卖酱油醋和糖果的柜台。那些糖果，光是看着，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。因此，平时，如果母亲让我们去打酱油和醋，我们都是愿意去的，因为酱油八分钱一斤，醋我忘了，打完酱油醋以后，手里往往会剩下一两分的零钱，母亲会允许我们买一两块水果糖。那时候的水果糖，一分钱一块，剥开花的糖纸，椭圆形的硬糖外包着一薄层白色的糖蜜，味道香甜。在我印象中，从我们还需要踮着脚尖才能够着那磨石板的柜台的时候起，我们就开始频繁地出入商店打酱油醋并且买水果糖了。我爱打酱油和醋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喜欢看售货员用提斗往瓶子里灌酱油和醋。酱油是用一个大些的提斗灌一斗，玻璃瓶子里差一点满；醋是用一个小些的提斗灌一斗，比酱油还要多些。看着酱油和醋顺着漏斗往瓶子里漏，真是一种享受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小孩子的快乐是那样简单而纯粹。

我关于在供销社里购物的最早的记忆，大约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。季节已记不清了。那次，母亲带着我去了供销社，买了一个梨。那个梨黄澄澄的，我真想马上就吃到嘴里。母亲见我心切，没等走到门口，就蹲下来，给我啃梨的皮。我倚在母亲的腿上，看着母亲白亮的牙齿啃去梨的皮，然后嚼着，梨的汁水从洁白的梨肉里渗出来，馋得我啊，急切地要吃到梨。母亲把洁白的梨递给我，我香甜地吃起来。梨的味道早已记不清了，而母亲为我啃梨皮的情景和当时急切的心情，却至今难忘。

水果在那时是我们的奢侈品，平时很难吃到的，得了病才可以吃到水果罐头或者水果。罐头瓶子不是现在的样子，是矮墩墩的，像现在的王致和酱豆腐瓶那么大，圆柱体的，盖子密封得好极了，要用剪刀撬好长时间才能撬开。那时的罐头味道清甜可口，我现在再也没吃到过那样味道的罐头。

一次弟弟生病，父亲给他买了几个苹果。我和哥哥当然也跟着沾了点小光。后来，我生病了，躺在床上，父亲回到家，坐在炕上，我的眼泪便大颗大颗滚落下来。父亲摸摸我的额头，问我是不是哪不好受，我说不是。父亲问我：“那为什么哭啊？”我说：“你重男轻女！”那时计划生育刚开始实行，宣传工作正做得如火如荼，我便从这标语想到自己的命运，不禁自怜起来。父亲笑着问：“我怎么重男轻女了？”我说：“弟弟病了，你给买苹果，我病了，你不给我买。”父亲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原来为这个啊！我说呢。走，我带你去买。”我马上爬起来，跟着父亲去了商店，就在那个柜台前，看父亲买了四个苹果。那时候的苹果还是面的，好像叫红元帅，味道酸甜可口。到了家，父亲给我把苹果洗净，放在我前面，说：“吃吧，这回不说我重男轻女了吧。”我边吃着香甜的苹果，边笑了。

有一年，商店里来了一批处理的商品，我们村的人络绎不绝地去商店买处理品。蔬菜有很老的黄瓜，有些烂了的西红柿，糖果有朱古力豆，还有一种黑色的方糖，好像叫古巴糖，有一种怪怪的味道。爷爷去商店，背了一筐黄瓜和西红柿，晚上，我们第一次吃到了黄瓜炒鸡蛋和西红柿拌白糖。母亲去商店，买了一簸箕古巴糖和几盒朱古力豆，我们第一次尝到了这种怪味的糖果。第二天，爷爷又去商店买了几瓶果酱，有桃的，杏的。酱很纯，还能尝出果肉里的丝络。我们吃得倒了牙。那次，可真是大快朵颐。只是，这样的处理再也没有发生过，很遗憾。那时候，我们这几个孩子，便是全家的宝贝，从爷爷奶奶到父母亲，都希望让孩子多吃些好东西。这种疼爱，朴素而且热切。

除了水果糖外，那个柜组还有其他糖果，七分钱两块的高梁饴，五分钱一块的方形牛奶糖，还有一毛钱一块的圆柱形牛奶糖（现在想来，可能是“大白兔”），只是，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太过奢侈，买那样的一块够买好几块水果糖，我们舍不得。只有当手里的零花钱多点时，才能买一块两块的尝一尝。我有个邻居兼发小，叫红妹，她父亲在县城上班，零花钱的获得要容易得多，就总能吃到奶糖。一次，我跟她正一起玩，她带我到她家，跟她妈妈要钱买糖吃，她妈妈给了她五分钱。我们一起到了供销社，她买了五分钱一块的奶糖，剥开糖纸，一股浓浓的奶香顿时飘出来。她咧着嘴，把糖放在槽牙那儿，一使劲儿咬成两半儿，我们俩一人一半儿，香香甜甜地吃着又去玩儿了。那时候就是这样，哪怕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，只要有小伙伴跟着，也要咬成两半儿，如果是三个人，就咬成三半儿。那时候的友情，就是这么朴实而真挚。

除了糖果柜台，我去得比较多的柜台是文具柜台。我刚上小学时，第一次去了那个柜台，好像是父亲带我去的，买了一个彩色的铁皮文具盒，一把木制格尺，一把小刀，一块橡皮，一支铅笔，至于是不是买了本子，我已经忘了。上学的时候，把这些放在一个花布的书包中，瘪瘪的，却觉得成就感十足。

文具很便宜，铅笔三分钱一支，头上带橡皮的也不过五分钱，格尺一毛钱一把，小刀五分钱一把，只是钝得很，削上两次铅笔就削不动了，文具盒也就一块多钱。本子虽然有，但我们很少买，都是买白纸自己钉。一张大白纸五分钱，到家后几次对折，根据需要叠成十六开或者三十二开的大小，用小刀割开，叠整齐，再用线装钉好，就是一个本子。

所有本子都是两面用的，每一张纸都很珍惜，甚至家里有一小本作废的收据，也装入书包，用来当草稿纸。我有一个同学更节约，她的本子，多是黑纸的，就是现在用来砸纸钱的那种黑纸，二分钱一张，她买黑纸做成本子，更便宜。那时候，同学们都这么节约，富裕的家庭与贫穷的家庭的孩子虽然在穿衣和文具上有区别，但没有太大的反差，也没有哪位同学因家里穷或者过分节约而遭到嘲笑，因为老师经常表扬字迹工整的同学，不管字写在什么颜色的本子上。

即使是三分钱一支的铅笔，也要用到实在不能再用。手握不住了，套上一个钢笔帽，就可以握住再用了。短到钢笔帽套住后也不能再用了，就用小刀把短短的铅笔头劈开，取出里面的一小段铅芯，放在夹铅笔中使用。不像现在的孩子，文具盒里是满满的文具，琳琅满目，孩子们不知道珍惜。而且，这些花花绿绿的色彩和各式各样的形状，反而让孩子们无心学习了。

那时候，有一种我们最喜欢的铅笔，就是现在的中华绘图铅笔，绿色的外皮，上面有一些深绿的竹叶图案。我们那时都叫它“一毛一的铅笔”，因为它的价格是一毛一分钱，可以买普通的四支铅笔。这种铅笔的铅芯很硬，不易折断，而且写在纸上颜色很浅，显得字迹很干净。后来才明白了，这种铅笔的芯是2H的，颜色浅，硬度高。平时，我们是舍不得买这种铅笔的，每次买铅笔时，都会留恋地看一会儿，它静静地躺在旁边，只是无缘得手。三年级时，期末考试前夕，听几个同学说要买这种铅笔答卷，因为这种笔写出字来好看，还省去不少削铅笔时间，我也动了心。回家求母亲给买一支，母亲很痛快地答应了。下午放学后，拿着一毛一分钱，跟着同学去商店，谁知，那天正好商店盘货，早早地关了门。我望着弹簧木门外紧锁的折叠铁门，心里无限惆怅。幸好，一起来的一个同学说他有办法，他是这学期新转来的，他爸爸就在供销社上班，他可以带我们去后边找他爸爸给我们买到。我们转忧为喜，叽叽喳喳边走边说，从后门进了供销社，到了管理人员上班的地方，终于如愿以偿。这是我第一次“走后门”。

再次，去得比较多的就是卖布料的柜台了，因为那个柜台卖女孩子戴的发卡、花和扎的头绳、绸子。我四五岁的时候，看三叔正给哥哥和弟弟推头，每人一个光头，一时兴起，让三叔也给我推了一个光头，全家爆笑，并赐我“秃丫头”的美名，成为弟弟气我时的重型武器，才幡然醒悟，从那再也没有剪过头。头发很快长起来，到七岁时，已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，倒是弟弟得沾我的光，母亲把我梳落的长发留着，接在他脑后的一绺“孝顺毛”上，编成一条细细的小辫子，再扎上一根红头绳，一直留到快上学。我的头发，被母亲梳成李铁梅的发型，前边留出刘海儿，头顶拢出一绺偏梳一个小辫，用红头绳扎了，再与其他的头发拢在一起，在脑后梳成一个粗粗的大辫子，或者，分道中印，编成两个麻花辫，用红头绳扎紧。给我梳头是母亲每天早晨必修的功课，一直到二年级时我自己会梳辫子了为止。母亲只要带我去那个柜组，多是给我买红头绳。其实就是粗的毛线，蓬松柔软，颜色鲜艳，除了有红色，还有粉色，可爱极了。只是用的时间长了，就细了，旧了，甚至断了，母亲就给我换新的。过年的时候，哥哥和弟弟会得到鞭炮，我则得到新头绳和新绸子。绸子是细纱状的，有红色、粉色、绿色，两毛钱一尺。每到过年，我奶奶和我母亲都会给我买上二尺绸子，在辫子梢上扎成一两朵花。“新年到，新年到，闺女戴花，小子要炮。”奶奶经常这么说。有一年，奶奶还真给我买了一朵花，红色的油纸做成重叠的花瓣，绿色的油纸做成叶子，用一根细铁丝别在头发上，增加喜气。

大约是我十岁那年，我大叔和大婶从北京回家过年，大婶带我去那个柜台，红色、粉色、绿色的绸子每样扯了二尺，我简直迫不及待地盼望三十那天快来到了。三十下午穿新衣新鞋，扎上那些新绸子，心里那个美啊，就别提了。初一早晨，按照老师的教诲，同学们凑成一群群的去老师家给老师拜年，同学们见了我，都惊讶于我扎的那么大的一团绸子，女同学个个把我的辫子和绸子摸了又摸，爱不释手。老师见了我的绸子，也吃惊地说，我的两个辫子要被绸子坠掉啦。

在那个柜台，有一样东西，我一直垂涎，却从未得到。大约四年级的时候吧，那个柜组里来了一批发卡，塑料的，又艳又亮，看到有的女孩戴在头上，我羡慕极了。但我没有钱，也不好意思跟母亲张嘴要钱买，因为买发卡可不像买糖果和冰棍，几分钱或者一两毛钱就可以打发。许多女孩跟我一样喜欢那个发卡但没钱买，只不过，她们更有创造性，把一截废锯条放进火里烧红了，偎成半圆形，再用各色的玻璃丝细细密密地缠满，居然也别具一格。于是，我也尝试。玻璃丝早早买好了，只是锯条怎么也偎不成让我满意的半圆形，只得悻悻作罢。那些玻璃丝，被我用来和同学们玩翻手绳的游戏了。

四年级时的那年中秋，大叔回家过节，带我们去供销社，去了一个我们一直忽略的柜台，那个柜台是卖烟酒茶的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。从大叔说要给我们买酒的时候起，我们就兴奋极了，因为小孩子别说是喝酒，即使是来了客人，家里炒了下酒菜，也只是大人们坐在桌旁吃喝，小孩子是不让上桌子的，不像现在。像大人们那样边吃边喝，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梦见的事。到了供销社，大叔问有没有啤酒，售货员说没有，只有汽酒。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种汽酒的名字，叫格瓦斯，大叔就给我们买了一瓶。晚上，我们小心地品尝着，那淡淡的酒味，清凉的甘甜，还有那噎嗓子的气泡，都使我们惊喜，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种汽酒是一种介于香槟酒与碳酸汽水之间的饮料。大叔当时买酒，无非是满足我们的愿望，让我们这些小孩子享有与大人平等的特权。也许，大叔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也曾有过这样的愿望吧。

关于在供销社购物的最后的记忆，是八十年代末的时候。我去西面那个卖日用五金的柜台，买合叶和电源插板。是父亲让我买的，因为不久前买的插板，很快就坏了。临来的时候，父亲骂了一顿街，说现在的东西质量太次了，用不了几次就坏了，以前的东西用多少年还是那样。那时候，随着改革开放之风，市场正在放开，那些劣质的产品，不知使谁的腰包先鼓起来了。

自九十年代起，小卖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，供销社便日渐萎缩了。后来，便撤了，承包给个人做别的生意。再后来，几经易主，生意不做了，那房子便荒废了。我每次经过那里，都会产生很复杂的心情，有怀念，有失落，有温暖，有伤感。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知道，那里曾经有过怎样的繁华，曾经怎样地吸引着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心，也曾经怎样，把朴素而真挚的亲情、友情一次次地上演，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受着人性的温暖，经久不息，日久弥新。

惟有默默地凭吊罢了，凭吊那些久违的快乐，那些流逝的青葱岁月，和那个湮没在滚滚红尘中的简单的时代。